首先大家先來思考一個問題。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住RichardH.Thaler在其出版的《錯誤的行為》中有這樣一道題：

從0到100之間選一個數字，使這個數字盡可能接近其他人所選數字平均值的2/3。作為理性經濟人，你會選擇幾？

亞當斯密提出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告訴我們這道題的正確答案應該是無限趨近于0，但如果把受試者范圍拓寬并去掉這條假設，正確答案應該是多少呢？真實實驗中的結果是37，這個數字的取值具體是多少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大幅偏于0的。

再來看另一道題：

你決定去看話劇，并為此買了一張1000塊的票，當你走道劇場時發現票丟了。劇場的座位沒有編號，你的票丟了也不能退錢，這時你愿意再花1000塊看這場話劇嗎？

實驗中這個問題詢問了100個人，其中38位說會再買一張。還有另外一個與此稍微有點差異的問題：

你決定去看一場票價為1000塊的話劇，但是還沒有來得及買票。當走到劇場時，你才發現你丟了1000塊，這時你還愿意花1000塊去看場話劇嗎？

這次只有17%的人說會，然而這種做法并不像理性經濟人的做法。是否會選擇再去看話劇與你丟了1000塊錢還是價值1000塊的門票應該毫無關系，但是對很多人來說，這兩者關系卻十分緊密。因為如果他們丟了已經付出的1000塊錢，他們就會覺得損失了沉沒成本，并且要付出更多的錢在他們曾經付出過的東西上。

在投資人的心目中，沉沒成本謬誤非常普遍。例如你買進215之后收益便開始上行，然后你會買進更多，以降低平均成本，如此往復。

索羅斯在《金融煉金術》里面寫道：

我不認為這種辦法可以挽回損失。虧了就是虧了，你要么虧要么賺，但是虧了的是不可能賺回來的。

或許避免這種陷阱的最好辦法就是不斷地自我反省：如果我手中沒有215，我今天會買它嗎？如果不會，割掉。

我們來看下現在市場上的收益水平。從2016年10月初到2018年1月19號，10年國開從3.0255%到5.1257%完成了一次210bps的上行，同期國債從2.7047上行至3.9754%，幅度為127bps，從利差水平上看，10年國開與10年國債的利差也成趨勢性上行。期限利差上，國債10-5與國開10-5的利差呈現明顯的陡變平趨勢，但是比較有趣的是，從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國債利差走平幅度要強于國開，而國開的利差曲線好像一直都相對更平一些。

那么同期信用利差的走勢呢？選擇中債10年和5年的AA+收益率曲線作為參考標準，基準選擇相應期限國開債。可以看到10年期信用利差進本沒有發生變動，而實際數據顯示，2016年10月8日利差水平為80bps，2018年1月19日利差水平為75.25bps，利差甚至有所縮窄。5年期利差小幅上行，從54.71bps上升至65.24bps。

這是一波明顯的熊市環境下牛市利差走勢。我們知道，基本的投資邏輯告訴我們熊市信用利差應當擴大，筆者與市場上很多人討論的結果是信用債還沒有開始調整，但是此結論判斷的依據是所參照基準（也就是國開債）的走勢是完全正確的，它反映了市場當期最真實的收益水平，但現在10年國開5.1257的位置真的正確么？我們該糾結的問題是信用債何時開始調整還是國開債是否超調了？到底是國開債錯了還是信用債錯了？

我們知道，相對于國債來說，國開債由于需要上繳增值稅及所得稅，對負債成本較低、負債規模較大的銀行來說，并不具有太大的配置價值。筆者前面的文章也從日間交割量上對這一結論給予了佐證。那么對于信用債這一標準的配置型標的資產來說，其利率的變化是否應當基于國開債的水平呢？如果國債和信用債利差維持在一定水平，而國開債與信用債利差呈現縮小的走勢，我們是否可以說國開債受市場情緒的影響調整幅度已經過大了呢？

筆者認為國開債的交易是更多是基于市場上的噪音，它更像是一種投機交易。到底什么是投機，著名的沙丁魚交易便說明了投機的特性。有這樣一個故事：

當時沙丁魚從習慣水域消失，商品交易商趁機哄抬價格，致使每罐沙丁魚的價格一路高漲。一天一個買家決定用一頓昂貴的大餐來款待一下自己，他打開了一個罐頭吃起來，但卻立刻感覺不適，于是他對賣主抱怨這罐頭變質了。賣主說：你不了解，這些沙丁魚不是用來食用的，它們是用來做交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