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國省級債務危機實錄系列之“浙江小狗v.s.山東大象”，我們希望將中國最大的兩個經濟強省的債務問題橫著剖開來分析，看看不同地區的債務危機背后，究竟有怎么相似的，或者相異的根源。

2017年3月，以“債務安全”著稱的山東省陷入了企業債務危機的泥潭，著名大型企業魏橋集團、齊星集團的雙雙淪陷。大批企業和地方政府通過盤枝錯節的銀企關系和“互保、聯保”的擔保圈，被套在一張復雜的信用網絡之內。歷史有張相似的臉，山東正在經歷的擔保圈危機，就在不久前曾在不同的背景、以不同的方式、規模、風險企業主體在浙江轟轟烈烈地上演過。

兩省危機發生具有不同的宏觀背景，因為在爆發時間和發展速度上顯示出較大差異：浙江省企業債務危機開始于2011年末，比山東省爆發的時間更早，發展得也更為迅速。當年房地產政策的迅速變化是浙江危機的導火索——被優惠政策吸引投資房地產的制造業企業，在經歷了嚴厲房地產調控后，陷入樓市崩盤、資金鏈徹底斷裂，危機迅速蔓越的局面。而山東債務危機與“產能過剩”關系更為密切。“四萬億”刺激下的熱門產業在高燒過后經歷著漫長而緩慢的衰退期，但由于初期政府的強力介入輸血，債務危機在早期并未大規模爆發，直到五年后才被揭開面紗。

和兩省的經濟結構相吻合，出險企業主體特征也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浙江省在民營經濟主導下，風險高發于中小制造業企業產業集群發達的“先富地區”。“塊狀經濟”集群中企業通過互保聯保抱團參與房地產投資，擔保網絡復雜，但債務體量并不大。山東省以“大象經濟”聞名，債務風險也集中在大型重工業企業，在地域分布上集中于國家戰略與政府政策傾斜的地區和產業，出險企業及其所在的擔保圈債務體量都非常龐大。

盡管有諸多不同，但兩省債務危機也有著共同的特點——它們都與國家政策變化引起的部分行業行情的快速扭轉息息相關。浙江省企業債務危機的驅動因素是房地產。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松緊以及房地產與土地價格的暴漲暴跌是風向標。山東省債務危機的根源要追溯到在“四萬億”期間部分高能耗重工產業的行情利好以及在熱度退去后這些行業被“產能過剩”顛覆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