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人民幣匯率沖高回落，根本原因何在?匯率研判，如何結合市場與政策的邏輯?如果掌握正確方法，人民幣匯率問題并沒有那么神秘。那么今天理財小編在這里給大家整理一下如何看待人民幣匯率大幅上漲，我們一起看看吧!

歷史經驗的邏輯

盡管人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但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值得參考和借鑒。得益于浸淫中國外匯市場研究數十載，讓我們可以以史為鑒，把脈人民幣匯率走勢。2011年9月份爆發歐美主權債務危機沖擊，大家都認為中國將面臨更大規模外資流入和匯率升值壓力時，我們提出，歷史上人民幣是風險資產而非避險資產，當全球金融動蕩時難以獨善其身。結果，2011年10月份首次遭遇香港地區人民幣購售業務的購匯額度告罄，12月份更是遭遇了境內銀行間市場人民幣匯率連續一個多星期跌停。2015年2月份，根據亞洲金融危機內有經濟下行、外有美元升值的教訓，我在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年會上預警：“亞洲危機有可能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結果，半年之后中國遭遇了資本外流-儲備下降-匯率貶值的高烈度沖擊。當年7月份，我還曾經撰文《警防今天的股市變成明天的匯市》，再次發出警報。最近，我們多次預警美聯儲進一步緊縮可能帶來的沖擊，主要也是汲取了2014年外匯形勢轉折的經驗教訓。2014年上半年，各方還在極力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年初人民幣升至6.0附近，6月底外匯儲備余額創歷史新高，但下半年境內外匯持續供不應求、年底人民幣轉為偏貶值壓力。

相對價格的邏輯

匯率是兩種貨幣的比價關系，是一種相對價格。因此，研究匯率問題，不能僅看貨幣發行國會發生什么，還要看海外特別是美國會發生什么。基于此邏輯出發點，我們“猜到”了2021年人民幣走得沒有想象的那么強。2020年底2021年初，我們一再強調，2020年下半年支持人民幣匯率走強的多重利好——疫情防控好、經濟復蘇快、中美利差大、美元走勢弱等，在2021年都有可能發生動態演變，并直言人民幣升破六將是小概率事件。

結果，2021年，盡管“美元強、人民幣更強”，但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僅升了2%稍強，年內最高價也就漲到6.35附近。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美元指數先漲后跌，當時很多人預言美元將進入中長期貶值通道。但我早在2020年10月份就撰文指出，不要輕言匯率新周期，若未來美指反彈超過2016年的高點，則意味著美元仍處于2011年4月份以來的這波大升值周期中。

2020年底2021年初又進一步指出，市場風險偏好改善利空美元，但主要經濟體都在大放水，美元貶值的時間及幅度將取決于疫后主要經濟體經濟修復的速度，而本次疫情暴發前美國經濟基本面要好于歐洲和日本。結果，2021年，由于美國在發達經濟體中率先復蘇，貨幣緊縮預期較強，推動美元指數不跌反漲;進入2022年以來，美指更是不斷刷新二十年來的高點。而美元急漲正是本輪人民幣匯率回調的重要外部誘因。

均值回歸的邏輯

任何時候，影響匯率升貶值的因素都同時存在，只是不同時期不同因素在發揮主導作用，且影響力此消彼長。沒有只漲不跌也沒有只跌不漲的貨幣，一定是漲多了會跌、跌多了會漲，漲得快跌得也快。尤其是隨著中國金融開放不斷擴大，人民幣匯率越來越市場化，也就越來越具有資產價格屬性，處于多重均衡狀態，順周期的羊群效應以及偏離基本面的匯率過度升貶值會經常發生。2014年人民幣匯率加速升值，市場普遍預期人民幣將破六進入五時代，就是一次典型的匯率超調。正是基于這種邏輯，我們一直提醒自己，研判匯率走勢，一定不要先有觀點再找論據，“打哪兒指哪兒”。也是基于這種邏輯，我們在2020年6月初就敏銳地察覺，市場出現了過度貶值的超調。

當然，我們從來不曾說自己預測到了拐點，只是堅信規律有可能遲到卻不會缺席。這個邏輯同樣適用于解釋當前人民幣匯率調整行情。因為2021年只是人民幣的利好因素淡化，但2022年3月份以來，前述利好甚至轉為階段性利空。同理，由于匯率彈性增加，有助于及時釋放市場壓力、避免預期積累，當前也不宜簡單線性外推未來的人民幣匯率走勢。預計，隨著一攬子穩增長政策以及接續政策落地生效，國內經濟回升勢頭加強，將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匯率。

政策理性的邏輯

自1994年初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就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這一制度框架下，人民幣匯率靈活還是僵化，那屬于匯率政策操作的范疇。各種匯率選擇(包括匯率制度安排和匯率政策操作)，均各有利弊。故關于最優匯率選擇的國際共識是，沒有一種匯率選擇適合所有國家以及一個國家所有時期。有管理浮動屬于匯率選擇的“中間解”，固定和浮動匯率屬于“角點解”。當面臨外匯供求失衡壓力時，匯率“中間解”通常面臨市場透明度(即匯率為何漲跌)和政策公信力(即何為匯率穩定)的問題。

2001年，易綱行長就曾經撰文指出，“如果有管理的浮動可信度高，公眾不會恐慌; 如果可信度低, 他們將跟進, 搶先拋售本幣資產。這時，市場匯率在市場機制下就會‘超調’。當政府反向操作的彈藥(外匯儲備)告罄時，中間匯率制度即告崩潰”。正是基于這一政策邏輯，2016年底，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當前人民幣匯率“中間解”的核心問題是匯率政策的可信度。“穩定市場信心，不但要靠政府與市場溝通，也要靠政府的市場操作。”同時，強調在經歷了2015年的國內股市和匯市震蕩之后，重塑政府的市場公信力尤為重要。

結果，2017年，通過引進逆周期因子完善中間價報價機制，借美指回調之際，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破七，反而大漲將近7%，自此實現了“8.11”匯改的成功逆襲。筆者近期出版的《匯率的邏輯》(中譯出版社)一書，主要收集了2020年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以來到2022年3月底，我們對于人民幣匯率走勢及匯率政策的觀察和思考。這是對前述匯率研判邏輯的活學活用，是事前分析而非“馬后炮”。事實證明，如果掌握了正確的方法，人民幣匯率問題并沒有那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