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市場監管部門針對小微市場主體的一些行政處罰存在“過罰不當”“類案不同罰”等問題，影響了小微市場主體的正常經營。那么今天理財小編在這里給大家整理一下過罰不當的相關知識，我們一起看看吧!

“小過重罰”現象突出

個體戶羅某和妻子賀某在陜西省榆林市榆陽區經營一家蔬菜糧油店。2021年10月，羅某在某農貿市場從一農戶手中購進7斤芹菜，其中2斤被榆陽區市場監管局提取檢驗，剩余5斤以每斤4元的價格售出，共收入20元，純利潤不足10元。

約1個月后，夫婦倆接到市場監管部門反饋，稱該批芹菜有一項指標超標。因售出的芹菜已無法追回，且夫婦倆無法提供供貨方許可證明及票據，不能如實說明進貨來源，未履行查驗義務，榆陽區市場監管局決定對其處以罰款6.6萬元。

這并非個案。今年3月，陜西銅川新區某煎餅店購進一瓶芥末油，單價5元，用于制作鐵板燒汁茄子。市場監管部門檢查時發現該芥末油未標明生產日期，該店采購時未查驗供貨者的許可證和合格證明文件，認定違法所得1.6元，罰款5000元。

督查組查閱榆林市市場監管局行政處罰臺賬發現，2021年以來，該局對小微市場主體罰款超過5萬元的食品安全案件有21起，案值幾十元至幾百元不等，罰款數額與違法所得的比例達到100倍至200倍，個別案件超過3000倍。

同時，當地市場監管部門存在“類案不同罰”問題。比如，榆林市高新區某超市曾出售4板過期酸奶，案值約60元，在給消費者退貨后被舉報，后被屬地市場監管局罰款2萬元。而今年上半年，榆陽區市場監管局也曾查獲轄區某超市涉嫌售賣過期螺螄粉，但僅對過期螺螄粉做沒收處理，未做其他處罰。

督查組還發現，當地行政處罰名目數量龐大，西安市兩級市場監管部門負責的行政處罰事項達934項，涉及533部法律、法規和規章。一部分處罰事項的設定已嚴重脫離實際，但尚未修訂或廢止。有的雖已調整，但基層市場監管部門仍在執行。

比如，陜西從2021年起推廣電子證書，證書可以在網上查到。但西安市碑林區市場監管部門對于未在醒目位置公示紙質許可證的小餐飲個體戶，仍予以立案處罰。

執法人員自由裁量權過大，處罰力度與業績考核掛鉤

羅某夫婦的蔬菜糧油店位于榆林市某農貿市場，督查組實地走訪發現，市場內僅有靠近入口的十來家門店在正常營業，其余門店均大門緊閉。該農貿市場管理員常某說，受疫情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商家的生意并不景氣。

賀某說，她和丈夫的經營行為確有瑕疵，但6.6萬元的罰款數額過高，他們一年的純利潤只有七八萬元，“交完罰款等于一年白干”。

督查組認為，在經歷三年疫情、大量實體經濟經營困難的情況下，處罰方式從嚴從重，不但不利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國家助企紓困的效果。“過罰不當”“類案不同罰”等問題出現的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相關法律法規規定不細，執法人員自由裁量權過大。督查組介紹，一些行政處罰的法律法規制定的時間較早，未經及時修正，存在處罰內容寬泛、表述抽象、缺乏客觀標準等問題。一些地方執法人員利用自由裁量權，執法隨意、處罰嚴苛、過罰不相當的現象十分普遍。

其二，處罰力度與業績考核掛鉤，倒逼從嚴辦案。督查組發現，在食品安全領域，有關部門存在以辦案數量和罰款規模進行考核的現象。

其三，對行政處罰執行權缺少有效制衡。督查組介紹，行政處罰案件由本機關立案、本機關調查取證、本機關負責人做出處罰決定，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進行監督檢查，權力過于集中。小微市場主體雖可提出行政復議，但很難獲得改正。同時，行政訴訟程序復雜且耗時長，小微市場主體難以承擔相關成本。這一切造成對小微市場主體權益保護不夠。

審慎監管細化量化處罰標準

榆林市市場監管部門負責人表示，賣出5斤超標芹菜被罰6.6萬元確實屬于“過罰不當”。

督查組認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市場監管部門在維護市場秩序的同時，更應該承擔起保護市場主體的職責。對于有違法行為特別是輕微違法、初次違法的市場主體，不能過度懲罰，而應實行包容審慎監管。

督查組建議，各級市場監管部門應按照穩市場主體的基本要求制定行政處罰裁量基準，根據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細化量化處罰標準，切實解決“過罰不當”“類案不同罰”和“任性執法”等問題。

此外，督查組還建議，應嚴禁市場監管部門下達或變相下達處罰數量或金額指標，避免因評議考核刺激運動式執法。

8月29日下午，陜西省副省長葉牛平召開推進全省市場監管執法檢查工作電視電話會，通報國務院大督查涉及市場監管執法相關問題并部署下階段工作，要求相關部門盡快制定整改方案，聚焦督查組提出的問題，統籌好執法工作和服務市場主體，為市場主體紓憂解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