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環境下，內需能否拉動經濟增長？答案顯然是不能。內需目前盡管占國內經濟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外貿”的58%，但是事實上，內需受到外貿需求的影響非常大，其中，不是經濟結構“占比”的問題，而是財富來源和百姓收入增長的問題。道理非常簡單，內需，如果沒有賺取外貿的錢，也就是賺世界的錢，那么，僅僅國內部分，其“收入增長”是非常不穩定和非常難增長的。

從一個國家的外貿來看，本質就是賺取別國的貿易順差，并且在這個“順差”的同時，產業鏈跟隨逐步的成長和進步。以蘋果手機為例，蘋果手機每年經由富士康等代工廠出口的金額規模在1000億美元以上，從而為國內包括富士康在內創造了120萬以上的就業崗位。而從富士康輻射到上下游的就業人口，起碼在幾倍以上。

我們假設一下，如果，失去了蘋果的訂單，丟失的僅僅是“富士康”帶來的120萬左右的就業崗位嗎？如果從蘋果手機占比全球手機產業鏈價值的30-50%來看，丟人蘋果產業鏈價值就等于丟失了世界手機30-50%的價值，那么，賴以生存的富士康們，他們對上下游的影響又如何消化？

更不要說蘋果每年的新產品和新技術的更新，帶來我國制造業和產業鏈的同步升級帶來的產業鏈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規模的損失。

再回頭來看，假設，圍繞著蘋果手機產業鏈，富士康大約120萬的就業崗位，而上下游應該比這個規模更大，以一倍計算就是同步丟失240萬崗位，以五倍十倍計算就是600-1200萬。而我國一年新增就業崗位也就1200萬。那么，以什么替代這個就業崗位的缺口？

再以丟人的就業崗位來看，這些丟人工作崗位的人員，顯然就失去了收入機會——收入中，如果以最擅長和熟練工作來看，獲得收入，比轉移或者不熟練崗位的收入顯然會更容易獲得。

而如果從地區經濟結構來看，則問題更大，以我國出口外貿型經濟來看，廣東，蘇州杭州，上海，相對來說，外貿經濟結構占比比較大。而這些地區，恰恰是我國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地區，而這些地區如果失去增長，很難想象其他地區能夠替代其增長貢獻。

再從歷史角度來看，非典，08年次貸危機，以及亞洲金融危機，再到此次國際疫情，一旦外部需求停滯，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外貿型經濟結構部分，往往反而也體現在諸如內需的典型，比如房地產經濟，比如內地基建投資，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和流入的外匯有些很大的關系:流入外匯，則央行需要流出同等的人民幣換匯，從而放出流動性。反之，當外匯因為貿易減少時，美元流出，則央行需要回收人民幣對換美元給流出的外匯，從而減小了國內的人民幣流動性。

因此，從各方面來看，外貿經濟的停滯，對經濟永遠的影響，不僅僅在就業崗位的影響，也在產業結構保持世界同步或者領先的增長和帶來的投資，更是在人民幣流動性上影響著內需的增長質量和速度。